编辑：丁浚航
2026年09月09日 阅读：
毛泽东或许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，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。毛逝世后中国由此告别了一个以政治运动、阶级斗争为底色的时代。如今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。与此同时，从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，到强化个人威权，中国是否正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向毛时代靠近?
1976年9月9日，毛泽东去世。
这位带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领袖，留下了矛盾深重的历史遗产：一方面是革命、建国和国家独立的历史叙事，另一方面则是土改、镇压反革命、反右、大跃进、和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留下的巨大社会创伤。
50年巨变：中国离毛时代有多远?
50年过去，中国发生了几乎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毛泽东去世时，中国仍是一个贫穷、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;如今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深度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供应链和价值链，拥有庞大的私营经济、城市中产阶层和高度数字化的社会。
弗莱堡大学历史学家里斯教授(Daniel Leese)从社会结构角度对德国之声分析道，毛逝世后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变化，是不再依据基于阶级出身这一所谓“历史罪责”对民众进行划分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污名化和参政限制的结束。在毛时代，这种“敌人身份”认定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操纵性造成了根本性的不安全感，在毛晚期政治运动中甚至被推向荒谬的极端。
张伦认为，从政治遗产角度来看，中国这50年最根本的变化是“去毛化”，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是“去毛化不彻底”
塞吉巴黎大学(Cergy-Paris University)的张伦教授对德国之声表示，他认为毛泽东有四项政治遗产：毛时代的专制集权政体;以革命或政治运动作为解决社会议题的国家治理思路;反精英、反理性的民粹特质;以及平均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乌托邦想象。而从政治遗产角度来看，中国这50年最根本的变化是“去毛化”，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是“去毛化不彻底”。
未曾离场的遗产：党的绝对领导
毛泽东并未随着那个时代一起离开。
他的名字仍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，他的肖像依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他的思想仍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。
苏黎世大学现代中国研究的米特尔施泰特教授(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aedt)认为毛参与塑造了中国共产党，而坚持党高于国家与社会的至上地位，是一条始终延续至今的基本原则。
资深媒体人、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同意此种表述并补充道：真正延续的是”党领导一切”的制度内核，服务于”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国家观 – 中共可以“不惜一切代价” – 即最大限度地牺牲民众利益以保住政权，代价则由无名者支付。
毛泽东参与塑造了中国共产党，而坚持党高于国家与社会的至上地位，是一条延续至今的基本原则。
对毛全面评价在中国不是学术问题 而是政权安全问题
邓小平本人曾深受毛政治运动之害，但他在1980年接受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表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“永远要保留下去”，评价毛“功大于过”，称“给毛泽东同志抹黑，也就是给我们党、我们国家抹黑”;习近平亦在2013年提出“两个不能否定”(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，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)。
50年后，毛仍是中国政治合法性叙事中的重要人物。米特尔施泰特解释其中原因—中共自身的合法性依赖于毛泽东，若对毛进行全面重新评价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。不仅可能引发人们对毛泽东个人决策的质疑，也可能引发人们对促成这些决策的制度和机构的质疑，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是否有权对自身历史进行权威解释的质疑。
德国科隆大学教授文浩(Felix Wemheuer )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提醒，中共与苏共所处的位置不同：“苏联有列宁和斯大林两个人物可以切割，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伟大的建国领袖，斯大林是独裁者。但在中国的党史叙事中，毛泽东的角色如此举足轻重，一旦被彻底否定，连带否定的将是党史的大部分。”
里斯指出，习近平与毛泽东两人虽都具强烈的权力意志，但其人格结构却非常不同：毛泽东的权威几乎完全建立在“魅力型统治”之上
回归“毛时代”?
习时代，若干带有毛时代色彩的政治语言和治理方式重新受到关注：强调党全面领导、意识形态统一、“斗争”精神，以及强调“群众路线”。
习与毛之间确实存在一系列可以在制度层面加以对照的事实：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、个人权威强化、将个人思想写入党章与宪法，以及对军队、政法系统的反复清洗。
越来越多观察者不禁发问：习时代与毛时代之间，究竟是历史的偶然重叠，还是某种制度逻辑的必然回归?
长平直言“回归”一词本身具误导性，仿佛暗示毛时代“曾离开过”一般。张伦持相似看法并表示，权力专制、政治僵化、法治不彰、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既是毛留下的遗产中的重要部分，也是中国的现行体制与毛时代最大的连续性所在，这从邓到江、胡、习并未发生实质改变。
习近平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收紧，以及公民舆论空间的大幅压缩，反衬出邓小平、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在经济、文化等领域“相对扩展的自由度”。但张伦指出，这也是在八九天安门事件社会付出巨大牺牲，对权力造成冲击后，为换取社会的忍耐与认可，权力在诸多方面有所让步的体现。
为何受过文革之苦的习，反而“走向毛”?
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经历父亲习仲勋被整肃、自己挨批斗、十份入党申请书被拒。长平认为，“习近平从文革学到的不是受害者的教训，而是权力的教训”，“不是‘这样的制度不能再有’，而是‘失去权力者任人宰割’”。
文浩对此做了更贴近政治现实主义的判断：“习从其自身文革经历中得出的结论，显然不是与毛彻底告别，而是出于政治考量认为须坚守毛作为国家、军队与党的缔造者的历史地位。”
他倾向于认为，今天的中共领导层对于毛泽东问题采取的是一种马基雅维利式、实用主义的态度。
比如在经济政策领域，没有任何形式的回到毛时代迹象——今天的中国是高具活力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，混合所有制并存，私营部门强劲，也没有回归毛时代仅覆盖城市人口的社会主义福利国迹象;在“自力更生”路线上，今天的中国也无力承受退出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体系。
习是“第二个毛泽东”?习仍是毛所创建的制度体系的产物
里斯表示，两人相似体现在三个方面：强调和贯彻党全面领导的地位、突出一位核心政治领导人，以及强调人民与领导层之间紧密联系的民粹主义元素。
但他指出，两人虽都具强烈的权力意志，但其人格结构却非常不同：毛泽东的权威几乎完全建立在“魅力型统治”之上。
文浩进一步指出，习既不具备毛那样的历史权威，也不具备毛那样的个人魅力。两人在权力运行方式上并不相同。毛泽东可以绕过党内制度，可以长期不召开党代会，可以发动群众冲击党和国家机器 – 毛本人也是一个民粹主义者，且带有某种无政府主义色彩，甚至容忍了1966、67年基层党国体制的一度崩溃。今天的习则绝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——他比毛更强调控制以及自上而下的治理战略，强调通过强化制度和党的机器来巩固权力。
米特尔施泰特也认为将习与毛等同并不可取：其一，毛是革命者，文革期间摧毁了既有制度，根本上具反官僚主义倾向，习恰恰相反;其二，毛是凌驾于党之上的——他的权力来自“成为毛泽东”本身，而非来自党的组织体系;相比之下，习则是“彻头彻尾的党内人物”——权力来自党制度，也通过党内制度进行治理。
“归根结底，习近平仍是毛所创造的这套体制的产物。” 米特尔施泰特说道。
“小粉红”与“毛热”：年轻一代究竟在怀念什么?
“小粉红”指的是中国网上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、积极参与网络舆论动员的年轻网民。另有“毛热”现象：有时一些中国民众会在网上援引毛泽东，怀念一个据说没有社会不平等、人人都有饭吃的时代。
长平指出，其所怀念的既不是毛本人，也不是真实的毛时代。真实的毛时代等级森严：城乡二元户籍制、干部供给等级、出身决定命运的血统论——比今天更不平等，且任何抱怨都可能致命。
而这个“想象中更平等的世界”实则是对当下的控诉：贫富差距、房价、996、阶层固化。
但为什么对现实的不满，会借毛的形象和语言表达?
在长平看来，这与中国公共批评空间的不断收缩有关。当独立工会、街头抗议、自由媒体和反对党等政治表达受到严格限制时，毛泽东却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无法彻底排除的历史符号。
于是便出现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：一些人援引毛泽东关于反官僚主义、反压迫乃至“造反”的语言，来批评他们眼中的腐败、不平等和权力滥用。
正如米特尔施泰特所指出的，这也使毛泽东成为一把“双刃剑”：他既是中共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，而他留下的部分革命语言，却也可能反过来成为衡量和批评现实的标准。
本文转自：TNT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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